改革不适应创新的制度 ▶
举国体制可以和市场竞争一分高下吗？答案是否定的。
国有制下的苏欧经济体也就是今天26国和中国都极其重视创新。苏欧曾以世界最高的R&D开支比例费力追赶欧美，却无力缩小在电子、电脑和生物等核心领域与世界前沿的差距，被迫改革，但仍不能解决问题，直至放弃原有制度开始转轨。日本通产省80年代超级计算机项目的失败，表明国家计划的研发无力与市场中所有企业家的创新竞赛，这就是押宝选中的项目与大量独立竞争项目之差别。
国有制下的制度依赖官僚决策，与企业家创新不相容，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依赖独立司法维持秩序，给了企业家独立创新的空间。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要素生产率有很大提高，其主体来自制度改革与创新带来的市场、民企大发展，以及对先进管理理念和技术的模仿。这种模仿可以解释成广义的创新。技术追赶和模仿对多要素生产率提高有重要贡献，但是技术创新整体上对GDP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贡献比例很小。中国有大量模仿基础上的商业创新，但是没有基本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
《中国人工智能指数2018》中，我们的数据表明，中国虽然在人工智能的许多应用领域快速追赶，最近几年在规模上已经大体与美国相似，某些领域甚至规模更大，但在最具创新性的研究工作方面，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仍然非常大。
正在发展的科学和技术使我们可以预期，在基础科学发展的带动下，人工智能的基本算法、计算力（例如量子计算）、传感器等方面，都会有新的突破。而这些突破会使人工智能领域发生非常不同于今天的巨大的变化，会进一步改变所有行业，改变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步伐。中国唯一的正确做法是，接受历史上闭关锁国的惨痛教训，在制度、学术、技术和市场所有方面，不断学习发达国家。
突破性的创新来源于自由的探索。创新的动力来源于科学家的好奇心。没有这些，政府的计划和政府设计的激励机制都无能为力。
爱因斯坦说：“如果我们早知道我们（的研究）在做的是什么，我们做的就不能称为研究了，对吧？”（If we knew what it was we were doing, it would not be called research, would it?）
他还曾经说过：“如果人们努力仅仅是因为他们害怕惩罚、渴望回报，那我们真是一群无可救药的人了。”（If people are good only because they fear punishment, and hope for reward, then we are a sorry lot indeed.）
技术和商业的突破性创新，来源于市场配置资源和残酷的优胜劣汰。政府无法模仿产业革命中的创造性破坏，政府也无法模仿市场的资源配置和激励的能力。改革不适应创新的制度，是中国不重蹈历史覆辙，跟上正在兴起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基本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