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要做社会的“良心”
如何恢复、保持和促进多元化和多元性？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更是各国大学的问题。
大学是生产思想最重要的地方，大学没有了思想，解决社会问题和应付危机就没有了希望。但可惜的是，现在的大学不仅没有履行思想生产者的角色，反而是技术一元化的推手和帮凶。当然，这绝对不是说，大学不要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近代以来，大学是科学技术研究尤其是基础科学技术研究的重镇。类似斯坦福大学产学研一体化的大学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要强调的是，大学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没有能够生产出解决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危机的方法。
大学怎么做？或者广义地说，知识界怎么做？人类产生以来，知识界在社会进步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作用。同样，知识界在未来社会的发展和形态塑造过程中也会可以继续扮演这个角色。在技术霸权主导下，社会已经呈现一元化大趋势。但这个趋势并非不可扭转。正如以往的历史所显示的，当社会意识到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或者生命变得毫无意义时，社会的反抗变得不可避免。到那个时候，不仅社会精英开始思考，连平常“从众者”也会开始思考。只要人们开始思考，就会启动“去愚昧”的过程。
作为社会的“良心”，大学和知识界应当明了这个现实。大学可以做的有很多。大学不仅要保护好仅剩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更要创造产生和发展多样性和多元性的条件。中世纪的大学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当代大学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为此，大学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领域有所行动。
大学不应当单纯追求“大规模生产”，和量化生产分割开来。现在的大学用同样的标准培养着大量的同质性学生，犹如现代工厂的量产。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至多也只是生产工具，而非会思考、会思想的人才。其实，培养这样的学生多一个少一个并不重要。大学需要培养的是具有差异性的人才。没有差异性就不会有多样性和多元性，就只会有简单的重复生产，而不会有新的创造。
大学也应当和论文数量分割开来。重要的是要成为思想大国，而非论文大国。现在的大学每年生产着大量的论文，以同一个“八股”（方法论）而做的论文。同质的教育生产同质的论文，这不难理解。国家花费了大量的财力来资助大学的研究，但大学报以论文的数量，并且大都为了论文而论文，和国家的社会经济没有关联，甚至和基础研究也没有关联。换句话说，人们花费了大量的财力写论文，但既没有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社会经济效用），也没有写在祖国的未来上（基础研究）。尽管大学评估以论文流量为标准，但必须意识到正是这样的标准在促成大学的堕落和衰亡。
大学要同流量分割开来。大学也在追求社会影响。在大数据时代，社会影响往往通过流量而形成，而流量也往往成为大学影响力的一个重要评估指标。但问题是，流量主义必然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主导下的流量的本质必然是庸俗。深遂的思想和哲学思考往往毫无流量。历史地看，改变社会的不是流量，而往往是人们不肯接受的思想。也就是说，真理没有流量，也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今天的世界，大学似乎都在随波逐流，并且把此视为是大趋势。实际上，如果这种大趋势如果不能扭转，大学必然衰落，社会也会加速度衰落。未来属于有能力扭转这个大趋势的大学。大学如果能够“逆潮流”而动，把握未来，那么大学可以获得新生，社会可以获得新生，生命的意义可以获得重生。（本文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21战略研讨会”的发言整理。）
作者：郑永年